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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研究》的两点体会

知识详细介绍:
       以降,在英、法等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掠夺与奴役下,中国一步步地沦陷于国力衰弱、民不聊生的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亡国灭种的阴影时常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心头。于是,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不甘沉沦,他们殚精竭虑,前赴后继地探索着各种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道路。在这条充满艰难坎坷甚至极富悲壮色彩的漫漫征途中,无数仁人志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相继鼓动起了形形色色的救国思潮。这些思潮概括而言,主要有两种:或主张革命救国论,即中国首先必须在政治上通过暴力革命铲除旧有的国家机器,解除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关系,建立起一种崭新的国家政权,此后方能着手建设与发展;或主张实业救国论,即中国必须首先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使中国日益强盛兴旺起来,方能最终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真正根除民族危机。学术界对于前者的研究,可谓发人深省。蔡双全博士的新著《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以下简称《思潮研究》),就是一部专门研究第二种救国方案的力作。
  近代中国之所以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失败,固然有社会制度、军事以及文化上的种种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当西方列强的现代化已历经三四百年之久,而中国却还处于原始的农耕文明时代,以中国的小农经济去对抗西方列强工业化的经济实力,无异于以卵击石,其失败是必然的。盖源于此,在痛定思痛之后,自林则徐、魏源等这些率先“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起,这种要求通过发展经济实力以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实业救国思想就不绝如缕,即使是在遭遇到日本对中国社会经济的严重摧残时,这种思想仍香火不断、代代相承。那么,实业救国思潮产生的历史轨迹是什么,它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在历史上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今天重温它有什么现实价值?在拜读蔡博士的《思潮研究》之后,笔者从中获得研究方法方面的两点体会。
  第一,《思潮研究》运用现代化范式,把实业救国思潮纳入中国人民追求国家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条分缕析、抽丝剥茧,全面、完整地勾勒出这一思潮从兴起、发展、高涨以及低落的演变轨迹,使读者有了一种清晰而又完整的认识,避免给人以空穴来风之感。
  众所周知,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需要的高度契合,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可以说,这门学科从一开始就是为了直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的中心主题而产生的。因此,长期以来,“革命史范式”几乎成为这门学科的唯一研究范式。这种范式就是将中国近现代史视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和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过程的“革命史体系”。自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社会开始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追求国家现代化的转型,这种现实生活中政治主题的重大转变,为一种新范式的产生提供了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契机。这种新范式就是将中国近现代史视为在西方冲击下走向近代化的“现代化体系”。笔者认为,“革命史范式”虽具有主题鲜明、能够较强把握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内涵等优点,但它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视野不够开阔、研究范围过于狭小以及研究思维的相对绝对化、研究理论的教条化等等弊端,难以涵盖丰富多彩的、波谲云诡的整个中国近现代史。而“现代化范式”在相当大程度上可弥补“革命史范式”的不足之处,这种范式可拓宽学者的视野与史学研究的领域与范围,并且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融入历史研究之中,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近年来,正是从反省“革命史范式”出发,有的学者,甚至包括一些资深学者,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提出了“告别革命”、“改良比革命好”等观点。他们在洋务运动、晚清新政和辛亥革命甚至包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研究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和颠覆性的新观点,强烈地冲击学术界,加上某些影视作品的推波助澜,造成了人们的思想上一定的混乱。这种将革命与现代化绝对地对立、一概否认革命进步作用的不良倾向,却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颇为偏激,难以令人信服。笔者认为,正所谓“史无定法”,这两种范式虽然差别很大,但却交相重叠,并非水火不相容,如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趋势来分析与预测,它们各自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不可偏废。

  蔡博士对这两种范式各自固有的利弊,在思想上有了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在《思潮研究》之中,他不仅仅局限于“革命史范式”,而是兼容并蓄,博采两种范式之长,对实业救国思潮进行了一番较为透彻而又不失精辟的解读。他把实业救国思潮置于中国人民追求经济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来考察,认为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实际上滥觞于林则徐、魏源等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种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与技术以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思想,具有改变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方向性意义。此后,洋务派、维新派以及革命派有关发展实业的思想,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最初的源头。随后,在对洋务运动的分析与评价上,更体现出蔡博士对于两种范式的清醒认识,成为《思潮研究》的精彩部分之一。对洋务运动,在20世纪的中后期,我国学术界曾经出现过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评价。文革结束前,史家对洋务运动基本上持否定的立场,其学术背景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史观。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拨乱反正的步步推进,学术界开始出现了肯定洋务运动进步作用的声音,其学术背景就是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研究范式的逐步转变。《思潮研究》用严谨科学的态度,再次审视这段历史,客观公允评价了洋务运动。它从“兴办近代军工企业”、“兴办近代民用企业”、“广泛采取‘官督商办’”等六个方面肯定了洋务运动在我国早期现代化中的进步作用。但与此同时,他并不讳言这场亚洲第一流的现代化运动惨遭失败的历史结局,把它放在宽广的历史时空中进行理性、深刻而又辩证的反思。他指出,从客观上来说,我国的早期现代化航船是在国内外极其险恶而复杂的环境下起锚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裹挟下强行启动的。“西方列强在军事官僚政治上、经济上的侵略,虽然构成了中国兴办各种资本主义实业的直接动力,并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参考、模仿与学习的现成榜样,客观上刺激了中国现代化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该书第120页)但西方列强的侵略毕竟是一种严重阻碍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因素。这种背景就决定了洋务派官僚兴办实业的思想具有严重的防御性、保守性。从主观上而言,洋务派官僚由于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浸润,在认识上尚未摆脱“中体西用”思想的束缚,他们并不具备兴办资本主义工商业所必须的经济学常识,无力承担起兴办近代实业的历史重任,找不到真正实现国富民强的可行道路。正是由于这些主客观方面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洋务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历史就是这样发人深省,洋务运动虽然一度加速了贫穷落后的中国追赶西方列强的历史进程,成就斐然,震动中外,但其间所凸显的种种弊端,又严重制约了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这些都雄辩地证明,在皇权专制制度下所进行的现代化运动只能夭折,那种企图在固有的皇权专制框框内进行一种弥缝补苴的改良以实现中国现代化复兴的道路是注定走不通的。因此,所谓“改良万岁”、“告别革命”论者,将改良与革命严重对立起来,其实是在制造一个假命题,是研究者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玩弄了近代中国历史。研究》走出了史学界存在的“非此即彼 ”的思维怪圈,坚持以客观、公正与辩证的科学态度来进行研究。
  不必讳言,长期以来,在近现代史研究中存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即使是在学者的思想获得了较大解放与自由的今天,这种凝固、僵化、极端的思维方法仍然困扰着学术界,严重窒息着人们的思想。这种思维方法具体反映在对“实业救国思潮”的评价上,就是将其与“革命”绝对地对立起来,认为复兴中华非走革命一条道路不可,而给“实业救国思潮”贴上改良主义的标签,定性为“反动”,使之长期受到学界的否定和抨击。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者开始从一味肯定、推崇革命,转而对改良主义正本清源,重新认识其历史作用,并将其与民主革命共同并列为促进历史进步的另一条道路。《思潮研究》在吸收这个新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客观、公允地给“实业救国思潮”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众所周知,对一些基本概念的厘清是从事任何一门学科研究的出发点,而概念模糊,诠释多元必将会引起理解上的歧义,导致思想上的混乱和不必要的纷争,最终也会误导读者。基于此,《思潮研究》从“实业救国思潮”这一基本概念出发,用层层递进的方法进行了精细的探索明确的概括。作者指出,何谓“实业”?“实业”是指农、工、商等经济活动中各项具体的 行业,指代的是不同于旧式农耕文明中的新的产业部门,实质上是不同于自然经济的一种崭新的经济成分。作者特别强调:“在近代中国,要求振兴实业,实质上是提倡以农工商为核心的全面性与整体性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要求建立不同于封建主义的崭新的生产方式,并且连带着必须构建为其服务的崭新的法律制度与意识形态。”(该书第10页)很显然,作者所谓的“振兴实业”,是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与“现代化”高度契合的。何谓“救国”?所谓“救国”,作者认为并不是单单针对某个特定的朝廷或政权的复兴,也不是简单地抵御外国的侵略、奴役,而是要求整个中国在经济、政治、法律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的改变,以建立近代意义的新型主权国家。也就是说,“实业救国”的终极目的就是建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型社会制度。何谓“社会思潮”?它就是“在时代变革的时期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产物,是广大群众心理、情绪、思想自发趋于一个方向而形成的结果,是社会思想与大众心理、国民情绪的共鸣与凝集。……每种社会思潮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都必然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起到了唤醒、鼓动、组织与动员民众的作用,指导他们共同投身于一种特定的社会实践,将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该书第12页)在分别界定了这三种概念的基础上,作者对“实业救国思潮”作了如下定义:“‘实业救国思潮’就是指在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先进的中国人,特别是一些敏锐、务实的、具有近代观念的知识分子和从事工商业的人士,主张通过学习与引进西方近代文明,积极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并进而建立起以宪法为中心的近代中国的一种思想运动”。(该书第12页)必须看到,这个概念当然不是终极真理,在内容与文字上还尚有探索的空间与余地。例如,近代中国的不少当权者,不仅其社会角色是多元的,而且他们还通过各种方式参与了各种兴办实业的经济活动,那么,他们这部分的实业活动与经济思想属性是什么?与“实业救国思潮”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呢?恐怕则有待于深入探讨。在这些方面,《思潮研究》鲜有研究。尽管如此,这个概念毕竟在史学界第一次对“实业救国思潮”作出了全新的概括,有助于加深读者对它的理解与认识,有利于学人对它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在厘清“实业救国思潮”概念的基础上,《思潮研究》对其历史地位与作用,作了详尽的分析与研究。如前所叙,长期以来,人们将实业救国与民主革命两者对立起来。对于两者的关系问题分析和阐述得是否科学、严谨、完整,不但将极大地影响到实业救国思潮研究的成败得失,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也势必影响到对近代史上许多人物和事件的认识。
  作者并不否定“实业救国思潮”的改良主义性质,客观地指出:“实业救国论者,无论是工商业人士,还是其中的思想家,尽管个人的主张和言论相互之间有着怎样的差异,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基本上都主张效法西方,兴办实业,救国强国,用改良的、缓和的、非暴力的方式改革内政,尽力避免采用激进革命的暴力手段。”(该书第287页)考诸中国近现代史,实业救国思潮和民族革命思潮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往往相互抵牾、对峙,甚至冲突、斗争。但是,从更深层、更为本质的角度来观察与分析,这两者之间其实还存在相依相助的关系。
  首先,这两者最终目的是共通的、相同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实际上被迫走上了一条追求国家现代化之路。近代中国的进步人士,不管他们的政治信仰、所持的主义、救国的道路有着怎样的差异,但他们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复兴中华的最终目的却是基本相同的。在这一过程中,改良主义与暴力革命是实现这一社会转型的两种基本方式。暴力革命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陈旧、落后的生产关系,为中国的现代化扫清障碍。实业救国思潮主张在不变革中国封建主义根本统治的前提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追求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其主旨也是为了实现中国社会的转型。可见,“在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与实业救国思潮是两条相互交融的、并行不悖的救国方案,殊途同归,其主旨同样是为了实现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该书第288页)
  其次,对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不应是喝着牛奶,吃着布丁,在恒温的房间里,用现代语境来假设的,而是应该走进苦难的近代中国,从特定的历史条件来考察与认识。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因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力量,这样一来,“暴力革命就成为了中国人民不得不起而承担的历史任务。因为唯有革命,方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陈旧、落后的生产关系,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扫清障碍。民族民主革命思潮强调了新的阶级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是完成中国近代化这一历史任务的必需前提。”(该书第289页)但是,还必须看到,“经济毕竟是一个社会的基础,经济发展是解决所有一切问题的最终问题。”(该书第290页)而且,“相对于革命而言,实业救国思潮所倡导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更是具有基础性、长期性、稳定性与根本性的历史特点,具有永恒的生命力。”(该书第290页)实业救国思潮主张发展现代经济,事实上壮大了新生的阶级力量,客观上为民族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固的物质基础,从而在整个革命进程中起到了一种无可替代的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民主革命与实业救国思潮呈现出相辅相成的历史特色。
  再次,从近代中国的历史人物及其活动来看,一些实业家、实业救国论者与民族民主革命家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有的人甚至可以一身而二任。
  《思潮研究》列举了许多近代中国著名人物来支撑这个论点。比如梁启超,在袁世凯恢复帝制时,他拍案而起,公开声讨,并秘密策划了云南的护国运动。孙中山在上书李鸿章时,俨然是一位实业救国论者,而失败后,他才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民族民主革命之中。作者得出结论,在近代中国,“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随着政治、社会形势的变化或者选择实业救国,或者选择革命救国,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也证明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潮与实业救国思潮相辅相成、相扶相生的一面。”(该书第291-292页)。
  蔡博士的这种研究方法早已超越了史学界“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他不屑于机械地、粗浅地以“革命—进步”、“改良—反动”这类标签来简单地漫画与割断历史,而是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把实业救国思潮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体分析,辩证地勾画出历史的本来面貌,揭示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客观规律。这种研究方法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近代中国的百年史是波诡云谲、丰富多彩的,倘若用“非此即彼”的思辨方式去图解历史,不但无法客观、公正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还会使世人误入歧途,贻害无穷。 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function ImgZoom(Id)//重新设置图片大小 防止撑破表格 { var w = $(Id).width; var m = 550; if(w < m) { return; } else { var h = $(Id).height; $(Id).height = parseInt(h*m/w); $(Id).width = m; } } window.onload = function() { var Imgs = $("content").getElementsByTagName("img"); var i=0; for(;i 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function ImgZoom(Id)//重新设置图片大小 防止撑破表格 { var w = $(Id).width; var m = 550; if(w < m) { return; } else { var h = $(Id).height; $(Id).height = parseInt(h*m/w); $(Id).width = m; } } window.onload = function() { var Imgs = $("content").getElementsByTagName("img"); var i=0; f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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