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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世说新语》的叙事视角

来源:建筑百科作者:略论《世说新语》的叙事视角 时间:2018-04-18T12:02:19浏览459次

略论《世说新语》的叙事视角的主要内容是“[摘要]《世说新语》的叙事视角总体而言有两大特点:一是戏剧家的立场,二是品评家视角。戏剧家的立场表现为退隐与宽容,品评家的
[摘要]《世说新语》的叙事视角总体而言有两大特点:一是戏剧家的立场,二是品评家视角。戏剧家的立场表现为退隐与宽容,品评家的视角则多假人物来实现。
  [关键词]《世说新语》;阮籍;叙事视角
  
  视角,或称“视点”、“聚焦”,是关涉叙事人口吻(或话语方式)与身份(与人称相关)的概念。叙事者不同的身份与角度会导致其在叙述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口吻。以同叙三国故事的《三国志》、《三国演义》和《全相三国志平话》为例,陈寿用的是史臣的口吻,罗贯中用的是小说家的口吻,而《全相三国志平话》的叙述者用的是说书人的口吻。当然,这只是粗线条的区分,每一个文本都有它独特的叙事个性,同一文本的不同段落也有不同的叙事视角。《世说新语》的叙事视角总体而言有两大特点:一是戏剧家的立场,二是品评家视角。
  
  一
  
  传统史书(主要指正史)的叙事者们常常一方面标榜自己秉笔直书的良史品格,另一方面又以自己占据天下史料,通晓古今情事的智识资本,充当全知全能的引路者甚至批评家。《左传》中的“君子曰”,《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以及后来各种断代史中的“良臣曰”,便是十足的证明。身遭不幸而又具有文学才情的司马迁,则不仅使用了这种史家们通用的夹叙夹议的方式,还要在纯粹叙事的文字里寄托他深刻的悲愤,表达他独到的评价,以致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比较而言,《世说新语》的叙事者表现出了退隐与宽容的立场。试看《任诞》篇中关于阮籍居丧的三条记载,其一说: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噉不辍,神色自若。(《任诞》2)[1](P727)
  不妨先看几段注文:
  刘孝标引《晋诸公赞》曰:“何曾字颖考,陈郡阳夏人。父夔,魏太仆。曾以高雅称,加性仁孝(“加”,沈宝砚校本作“天”。),累迁司隶校尉。用心甚正,朝廷师之。仕晋至太宰”。余嘉锡先生引《晋书?何曾传》说:“‘曹爽专权,宣帝称疾,曾亦谢病。爽诛,乃起视事。魏帝之废也,曾预其谋焉。’是曾乃司马氏之死党。”[1](P727)
  刘孝标注引干宝《晋纪》曰:“何曾尝谓阮籍曰:‘卿恣情任性,败俗之人也。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徒,何可长也!’复言之于太祖,籍饮噉不辍。故魏、晋之间,有被发夷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谓行礼者,籍为之也。”[1](P727)
  又引《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丧虽不率常礼,而毁几灭性。然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仇疾,大将军司马昭爱其通伟,而不加害也。”[1]P727
  余嘉锡注引叶梦得《避暑录话》上:“……籍与嵇康当时一流人物也,何礼法之士疾籍如仇,昭则每为保护,康乃遂至杀身?籍何以独得于昭如是耶!”[1](P728)
  这些注文所引材料涉及阮籍、何曾、司马昭三人关系并表現出明显的褒贬倾向。如《晋诸公赞》说何曾是高雅仁孝之人,“用心甚正”,而余嘉锡先生引《晋书》说明何曾曾参与废魏帝之事,是司马氏的死党;干宝《晋纪》则将魏、晋之间“被发夷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全归咎于阮籍;《魏氏春秋》似有为阮籍和司马昭辩护之意,叶梦得《避暑录话》却又对阮籍严加质问。所有这一切,都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三人的是非问题上,都试图作出道德判断。《世说新语》也写了何曾与司马昭的对话,但全篇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饮噉不辍,神色自若”八个字上。从志人风流的角度而言,上引注文徒增混乱,一点也无益于我们对阮籍神明的理解与对《世说新语》中这段文字本身的审美接受。
  其二说: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言”,沈本作“云”。):“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任诞》9)[1](P731)
  也请先看两段注文:
  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曰:“籍母将死,与人围棋如故。对者求止,籍不肯,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三斗,举声一号,呕血数升,废顿久之。”[1](P731)
  余嘉锡注引李慈铭语曰:“……嗣宗晦迹尚通,或者居丧不能守礼,何至闻母死而留棋决赌,临葬母而饮酒烹豚?天地不容,古所未有。此皆元康之后 八达之徒,沉溺下流,妄诬先达,造为悖行,崇饰恶言,以籍风流之宗,遂加荒唐之论。……邓粲所记,《世说》所贩,深为害理,贻误后人。有志名教者,亟当辞而辟之也。”[1](P731)
  邓粲《晋纪》与《世说新语》因基本取向都在于张扬阮籍的至性,一并受到李慈铭严厉的批评,李氏认为“闻母死而留棋决赌,临葬母而饮酒烹豚”是“天地不容,古所未有”之事,必是八达之徒所捏造的,而两书不加详察,必然“贻误后人”。李氏之论除了打上了名教之士的徽标外,并未提出实在的证据,所以余嘉锡先生说他是“空言翻案”。[1](P731)此外,《晋纪》所载虽与《世说新语》基本取向相同,但我们仍不难感觉出就表达效果而言,它不若《世说》能表现阮籍的至性真情。
  再看第三段:
  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唁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任诞》11)[1](P733)
  这一段的写法与上一段不同,一是加入了裴楷的表现与别人和他的对话,二是引入了时人的评价,三是直写阮籍的三句(“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也不象前一段那么急促,而是以慢镜头般舒缓的叙事节奏描写阮籍无声的悲痛。
  在上文对三段关于阮籍居丧故事的分析里,我们已经发现,《世说新语》的叙述者总是将阮籍置于旁若无人的境地,叙述者本人也既不愿干扰故事中的人物也不愿被剧外人所打扰,而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与其他不事喧哗的读者一样,静静地品味着剧中的情景。再如《文学》篇所载“锺会撰《四本论》”条,叙述者也以旁观者的身份欣赏着这一小品般的情趣剧而未加任何评论。再如管宁割席的故事: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书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德行》11)
  除了“又尝”两字起着如蒙太奇般组接故事的功能外,全文再没有与故事本身无关的文字。这里只有剧中人物的说话与行动,基本感觉不到叙述者的存在。事实上,《世说新语》中的所有材料早就经过了编者们的挑选,当时挑选的目的就在于志人风流,所以在《世说新语》编成之后的绝大多数的篇章里,叙述者都只须扮演欣赏者的角色,而无须对人物再作褒贬,因而也能给人以相当宽容的印象。章培恒先生据此说:“对人物的褒贬,也不持狭隘单一的标准,而是以人为本体,对人的行为给予宽泛的认可。”[2](P45)其实这种认可多半还是由读者自己做出的。这种相对客观的视角,与戏剧有场面和故事而无叙述人的情况颇为相似。台湾学者梅家玲也认为,《世说新语》的“叙事者力图将自我主观的陈述自作品中抽离,转而化为剧场,让当事者自行‘演出’属于他们自己的角色。因而,读者在《世说》中看到的,往往是主体人物现场的立即表演,而不是叙事者的间接撰述。”[3]
  
  二
  
  《世说新语》的叙述者也并非纯然是戏剧家的立场,一是依然存在史官夹叙夹议的痕迹,二是假人物以品评。史评痕迹如《德行》篇第40条中的“虽欲率物,亦缘其性真素”句,《忿狷》篇第7条后的“所谓势利之交,古人羞之”句等。不过这种情况极为少见,而假人物以品评则成为《世说新语》的一大特点。试看以下各例: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德行》13)
  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时人以为神笔。(《文学》67)
  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企羡》6)
  元皇帝既登阼,……由此皇储始定。周侯方慨然愧叹曰:“我常自言胜茂弘,今始知不如也!”(《方正》23)
  作为魏晋风流的编辑者,《世说新语》的叙述者自己也是鉴赏者,但叙述者自己的鉴赏不是直接传达出来,而是通过无名无姓的“时人”、“世人”,或有名有姓的品评者及事中人物来实现。《世说新语》中“时人”一词出现了40来次,至于某人品题某人情况更是举不胜举。值得注意的是上举第3、4两条,不是对品题的简单记录,而是由剧中人的感叹来作出判断,因此叙述者给人的考感比单纯的品题记录要明显一些。但严格来说,这类叙事者的这类“品评”与主动的假借或替代还是不同,多数情况下,叙述者的意图象上文所讲的一样,在编辑之初的选材上就体现出来了。
  交叉的人物品评常常造成多重可变的视角,如《品藻》篇第7条:
  冀州刺史杨淮二子乔与髦,俱总角为成器。准与裴頠、乐广友善,遣见之。頠性弘方,爱乔之有高韵,谓淮曰:“乔当及卿,髦小减也。”广性清淳,爱髦之有神检,谓淮曰:“乔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儿之优劣,乃裴、乐之优劣。”论者评之,以为乔虽高韵,而检不匝;乐言为得。然并为后出之俊。(《品藻》7)
  本段写性情不一的裴頠、乐广两人品评刺史杨淮的两个性情不一的儿子杨乔与杨髦的故事,它真实地反映了人物品评的具体过程和品题者自身的品性趣味如何影响品评结果的问题。当然这是就其史实价值而言的,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它却给了我们关于多维视角的形象启示。在这个多级品评的过程中,杨乔与杨髦两人是最初的被品者,而品评他们两人的裴頠、乐广又成为杨家父亲的品评对象,而在整个这个场面的后面,还有一个甚或是一帮并且包含了叙事者本人的“论者”出来品评。怪不得杨义先生说它是“类似昆虫复眼的叙事视角”。[4](P204)
  
  三
  
  朱光潜先生论到美的主观性时说:“物甲是自然物,物乙是自然物的客观条件加上人的主观条件的影响而产生的,所以已经不纯是自然物,而是夹杂着人的主观成份的物,换句话说,已经是社会的物了。美感的对象不是自然物而是作为物的形象的社会的物。”(《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5](P21),同样道理,完全不带主观成份的历史是根本不存在的,历史原貌一经记录就夹杂着主观成份(实为复叙),再经采摘编辑(实为转述)就会更加走样。走样的程度与叙述者对所叙之事及叙事活动本身的态度有关。
  孔子修《春秋》其实是要通过记事来传道,所以他在史著允许的范围内创立了一套措辞遣字的规则,含蓄而又毫不含糊的传达着自己的尊王攘夷的思想观念。《尚书》多以上凌下的诰文,《战国策》则多臣客对君主的说辞,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司马迁将满腔悲愤之情注入自己的著作,使《史记》成为“无韵之《离骚》”。《世说新语》是转相复述而又采金集粹之作,同样有着自己的主观愿望,这愿望可以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与鲁迅的“远实用而近娱乐”来概括。这种愿望体现在材料的取舍与叙述的文字里。刘义庆无意著史,而有意志人风流,所以既不以完整的事件为线,也不以整个的人物为本,而是全采轶闻闲事,以风流的具体表现为类目,将这些花絮分入36门之中。由于作者在编辑之初就已将自己志人风流的意图贯彻在材料的选择与整体框架的编排上,所以不必时时站出来对自己既经选定的人、事指手划脚,而只是同世世代代的读者们一起品味着让人形超神越的魏晋风流。当然,在短小精粹的篇章里,我们还是不难看出他勾玄提要的匠心来,他或假之以意象,或但让人物自己说话与行动,而人物的神明却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这就造就了《世说新语》叙事的两大视角:戏剧家立场与品评家视角。由于编者们的努力,《世说新语》既脱胎于子史,又有别于子史,既启迪着后世,又与它所在的那个时代一样,有着永远也无法取代的韵味与魅力。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世说新语〉艺术研究》,(07YBB252)
  
  参考文献:
  [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3]梅家玲.〈世说新语〉的叙事艺术[MJ.(台北)人文及社会科学,1994(1).
  [4]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朱光潜.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二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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