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镇化,刚性模式对柔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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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正式出台,按照规划,到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质量水平将有理由得到大幅度提升,国家现代化水平、经济结构、社会文明程度等将得到改善、提高和优化。 

近两年以来,在贯彻实施该规划的过程中,规划学术界围绕中国城镇化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持续展开。这些学术研究中,有大量关于具体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部署的课题研究,也有不少深入细化《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要求的学术探索,同时,亦出现了一些基于调查研究和实践探索的观点鲜明、说服力强的学术文章,对即有的城镇化路径、模式提出反思,对现有的城镇化思路提出修正意见,这些值得学术界甚至行政管理部门的重视。

 

2016-9期论文《柔性城镇化模式--基于乡村兼业和流动性的猜想》就是这样类型的一篇文章。文章作者基于对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人口流动和乡村兼业情况的详细考察,梳理出历史演进的一些可能规律,认为由于“糊口经济”的存在,中国一直存在流动性和乡村兼业的事实,而这种乡村兼业具备资源利用效率,有效盘活了乡村人力资源,具有合理性。

 

作者进一步指出,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城镇化来源于国外的经验,而这种经验依托的理论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缺憾,以至于在实践中,将城镇化简单理解为农业人口非农化、农村人口市民化和农村地域城市化,作者将这种一般意义的城镇化路径定义为“刚性城镇化”模式。

 

作者指出,当前一般意义的城镇化来自两个基础。

 

一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是经济发展的源泉,城乡兼业代表落后,需要被淘汰。

 

二是以刘易斯为代表的“二元结构”理论,认为乡村就业将被城市就业取代,农村人口完全进入城市。

 

于是,当前一般意义城镇化实现的路径模式表现为“去兼业”和“去流动性”,手段即是采用农村人口落户城镇的办法。目前,这种落户城镇化的办法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可。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当中,明确提出三个1亿人目标,其中,包括实现2亿人转移城镇化和就近城镇化,明确要求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可以看出,刚性城镇化模式思维影响很大,也正在对国家战略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在近年的城镇化实践中,这种刚性城镇化模式路径普遍遇到阻碍,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农村人口没有意愿放弃农村户口的情况,而转移人口城镇化的成本随着城市房价的上涨,也越来越高,刚性城镇化模式也许正在经受现实的挑战。

 

在中国低劳动报酬率和高城镇化门槛并存的情况下,也许城镇化的实现路径与百年前的国外相比会有所不同;而在资本全球化和产业全球分工的背景下,中国的城镇化的基础条件也许就与国外存在差别。

 

在这样的判断之下,《柔性城镇化模式》一文提出柔性城镇化的理论假设,这一假设,有可能使得我们考虑从新的角度审视我国城镇化模式问题,尤其这种新的角度正与即有的观念不同,甚至相反,因此就值得规划学界、业界关注。欢迎阅读这篇选题重要、观点鲜明、论证充分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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