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智能社会,精致但脆弱

更精密的运转机制意味着更复杂的纠错机制,更高昂的纠错成本,这是智能社会的挑战,人类并没有做好准备。

 

10月31日,世界物联网无锡峰会开幕,李克强总理在贺信中指出,物联网对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升社会治理服务水平可以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物联网受到与会学者、企业家的高度关注。

 

我注意到,最近美国的网络瘫痪就与物联网有关。10月21日,为美国众多网站提供DNS基础服务的Dyn公司,遭遇大规模攻击,导致多个城市断网。Dyn公司称,此次攻击涉及IP数达千万量级,其中很大部分来自物联网和智能设备。这就是说,一台连接了互联网的咖啡机,也可能沦为黑客的帮凶。2014年,黑客就曾劫持10多万台物联网设备,包括冰箱、路由器和智能电视,发起过一次庞大的垃圾邮件攻击。

 

随着物联网的渗透、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时代演进的方向,是一个人与人相连、人与物相连、物与物相连,通过计算自动运行的“智能社会”。

 

但我认为,智能社会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挑战,特别是现阶段,人类一只脚迈进智能社会,但身体重心却还在传统社会。这将是一个问题多发阶段,这个新型的社会,就像一颗玲珑剔透的水晶球,看上去精致光鲜,实则脆弱易碎,精致与脆弱共存,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 

 

原因在于,在智能时代,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强关联系统,这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未曾有过,它对社会治理的影响也将史无前例。

 

以手机为例,“大哥大”、普通手机的主要功能是用语音、短信连接人与人。但智能手机出现后,它们连接了网站、商场、银行、医院、车辆、电视……连接维度更多样、范围更宽广。正如人体供血依赖心脏,呼吸依赖双肺一样,对连接的高度依赖,让智能手机成为了人类的一个移动器官。

 

这个“器官”正日益中枢化。

 

各类传感器也一样。研究机构Juniper Research预计,2020年物联网设备将达385亿个,比2015年的134亿个猛增285%。传感设备将渗入整个社会的每个角落,成为社会有机的组成部分,人类对它们的依赖将愈加严重。而这些物联网设备,因为内存空间有限,无法安装安全软件,很容易受到攻击和挟持。这也正是美国网络瘫痪的主因。

 

在农业社会,四季更迭、秋收冬藏、生老病死,结构相对简单,锄头断了可以换一把,误不了农时,一个农户的问题不太可能演变成集体的问题。

 

在工业社会,复杂的机器加快了社会的运转,也增加了社会系统的复杂程度。一旦机器的某个部分发生问题,也可能导致整体瘫痪。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射73秒后在空中解体,7名宇航员丧生。事故原因是,当地气温骤降,一个小小的橡胶“O型圈”失灵,引发热气泄露导致爆炸。

 

在智能社会,借助软件、网络和传感器,整个社会联结成为一个整体,这在工业社会的基础上又迈进了一步。与火箭、航天飞机相比,其复杂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个人的错误,常常是孤立的,而且人类可以自觉地纠正;一台机器的故障,人们可以多花点时间去排查、检修、改进;但在智能社会,社会的运转不是依赖于某个具体的人,或某台具体的机器,而是依赖一个复杂程度已经呈指数级增长的智能系统,其一旦出现问题,要迅速完成检修、纠错,难度很大,很多时候只能“停摆”,甚至意味着一场灾难。

 

道理很简单,万物相联,将会更频繁地诱发“蝴蝶效应”,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可能会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而一旦龙卷风出现,人类却很难确定是哪一只蝴蝶的翅膀引发了问题?

 

即更复杂的社会,也意味着更复杂的纠错机制,更高昂的纠错成本。

 

而只要是系统,就会存在漏洞。WINDOWS系统自1985年面世至今已31年,每一年它都在不断地升级、打补丁。直到2015年,它还宣布弥补了135个漏洞,很多漏洞都事关安全,因为有盾就有矛,有矛就有盾,攻击方也在不断进步。所有的软件、手机APP都面临这种矛与盾此长彼消的挑战。

 

墨菲定律(Murphy's law)告诉我们,“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

 

今年7月20日,美国西南航空因一个数据路由器的部分故障导致业务瘫痪,4天内共取消了2300个航班,成千上万名旅客滞留。首席执行官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路由器失灵时,数据开始堆积,就像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拥堵一样”。

 

又有一次,泰国的财政部长素察坐进自己的宝马汽车,其车载计算机突然发生故障,发动机停止工作,空调被关闭,车门被锁死,车窗无法开启。身边的人束手无策,最后不得不用大锤击碎车窗玻璃,素察才得以脱身。

 

未来的社会,纠错机制更为复杂,纠错成本更高,某种程度上说,可能超越了人类现有的能力。面对正在到来的智能社会,人类其实还远没有做好准备。

 

然而,虽然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却不能无视未来。

 

可持续的城市应该具有适应未来变化,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 因此,在人居三(Habitat III)会议中,城市弹性被视为未来城市规划的核心命题。新城市议程指出,城市弹性发展要求对城市脆弱性具备全面的认识。

 

城市规划应积极发挥城市的自身优势以弥补其的不足,从而以提高城市生存力和适应性。

 

因此,针对如何使城市弹性的概念更具时效性,可操作性,并能广泛的被全球城市所应用, Arup和Rockefeller Foundation首创“城市弹性指数”(CRI)模型。

 

该模型旨在通过指导对城市弹性水平进行科学的系统性评价,以帮助城市工作者建立对城市的挑战和机遇等因子更为全局性的认识,从而指导城市规划工作以及城市发展战略的定制。

 

该体系整合了过去三年内全球28个城市在城市弹性领域的相关学术研究以及各先驱城市已制定的城市弹性发展战略框架,从而为城市提供更全面的技术支持和评估指南。 

 

CRI模型主要分为4个维度,12个目标,52个指标。

 

四个维度:

 

人:城市市民的健康幸福指数

 

机构:城市的社会经济体系

 

场所:城市的物质环境品质和生态平衡系统

 

信息:合理的领导力以及城市发展战略 

 

如图所示,12个目标涵盖了从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如何被满足到城市环境管理能力等多个方面,而52个因子则更加细化到了如基础城市设施的供应及配置,城市绿色资源布局,城市预防犯罪的相关措施等方面。

 

“城市弹力指数”通过多个维度帮助城市工作者识别能够有效提高城市弹力的因子,从而为实施新城市议程相关策略提供了科学有效且可操作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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